【轉貼】茉莉：西方人為什麼同情支持西藏？

中國人就是蠢，連個基本的人道都不懂。
中國人就是賤，被當畜生看還自以為高級。

茉莉：西方人為什麼同情支持西藏？
初到西方國家的中國人往往會感到驚訝，西方人對西藏及其達賴喇嘛的認知，竟然與國內的官方觀點是如此不同。被中國官方塗抹成“分裂祖國、剝削人民的最大農奴主”的達賴喇嘛，在西方人眼裏卻是具有慈悲和智慧的尊者與和平主義者。中國官方宣傳人民解放軍“解放了舊西藏”，而西方人卻認為是中國軍隊“侵略了西藏 ”。

當2008年奧運聖火在各國傳遞時，西方人聲援西藏的聲音終於被中國人聽到了。一幕幕衝突的場景在國內螢幕上出現，令長期被封鎖資訊的中國人為之驚訝：為什麼西方人會同情和支持西藏？為什麼西方人對中國統治西藏的評價多是負面？如何解答這些疑問，便成了中共官方學者的重大任務。

◎ 官方學者指西方人情結作祟
回答國內被封鎖新聞的朦昧讀者，吃皇糧研究西藏的官方學者實在很輕鬆。他們可以誇大某一方面的因素，以偏概全曲解事實，回避關鍵的實質問題，以符合統治者的需要。在這個方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做得比較出色。今年三月，杜永彬發表了題為《西方對西藏五大誤讀及緣由》的文章，對西方人為什麼同情支持西藏的問題，做出了令中國當局和中國民族主義者都很滿意的回答。

在杜永彬看來，西方人之所以這樣糊塗，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一種心理毛病，這種心理病叫做“香格里拉情結”。杜永彬說：“西藏壯美雄奇的自然景觀和神秘神奇的人文景觀和西藏文明對西方人一直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強烈地吸引著西方人。由於地理、文化和語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霧中花，水中月，難見本質和真諦。這反而成了西藏對西方人的吸引力和誘惑力，由此而使西方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

杜永彬的邏輯由此展開：正因為西方人的情結作祟，導致他們對西藏產生全面的“誤讀”。杜永彬列舉的“誤讀”的表現方式包括：1、對西藏概念的誤讀；2、對藏民族的誤讀；3、對西藏的發展和現代化的誤讀；4、對藏傳佛教誤讀；5、對西藏政治和中國西藏政策的誤讀。

在一口咬定西方人處處“誤讀”的前提下，杜永彬繼續分析西方人“誤讀” 西藏的主客觀原因。例如，西藏資訊源的缺陷，認識和價值觀因素，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語言障礙，精神的需要。總而言之，一切都是西方人自身的問題，他們有情結作祟，有種種認知缺陷，所以在解讀西藏的問題上犯了大錯。

◎ 西方人是真的不懂西藏嗎？
儘管中國和西藏世世代代比鄰而居，但很遺憾，追溯藏學的歷史源頭，只能追溯到西方去。國際藏學界一般認為，藏學誕生在19世紀30年代，創始人是匈牙利藏學家喬瑪。但對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那時歐洲天主教教士進入西藏傳教，他們學習研究藏語，根據自己的體驗和調查，介紹藏族歷史、宗教、民俗等情況，這是歐洲對藏族研究的開端。到20世紀中期以後，藏學研究進入繁榮期。

去年西藏騷亂時，有350位西方藏學家和學者一齊站出來，發出《致胡錦濤主席的公開信》。這些西方藏學家以自己的學術專業資格來發言：“我們的專業在於瞭解西藏的過去與現在，文化與社會；對於事態的最近發展，我們不能不發出最強烈的抗議。”“我們呼籲當局即刻停止使用武力對付中國境內的西藏人民，立即停止對西藏不同觀點的各種形式的壓制；……”

西方藏學之繁榮，不只是有大批研究藏學的學者，有規模很大的藏學機構，關於西藏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還有媒體的採訪自由、出版言論自由，使西藏問題引起公眾持久的興趣。西方的學校把藏學和佛教都列為選修科目，包括筆者任教的瑞典學校，孩子們可以從圖書館和網路上查閱一切關於西藏的資料，以多元的視角組織專題討論。據筆者觀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以歐美為主的世界支持西藏運動，其成員大都是富有理想、求知欲強的年輕人。

由此可見，杜永彬先生把西方人對西藏的同情和支持，歸咎於西人的無知，顯然是很不公道的。但杜先生有一點可取的地方，即他不太用“陰謀論”來譴責西方，不像那些信口雌黃的中國人，硬說西方國家的戰略是要利用西藏獨立在地緣上從背後包圍中國，以控制西藏的自然資源云云。杜先生至少看到，西方國家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民意基礎，是民主社會中的民意基礎決定了政府與媒體的價值取向。

◎ 關注西藏始於人道救助活動
那麼，被中國官方學者回避、掩蓋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追溯到西藏人流亡之初期。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逃亡到印度，和追隨他的藏人一起，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時期。印度的貧窮饑荒，以及酷熱的氣候引發的疾病，奪去不少流亡藏人的生命。那時，除了印度政府給處於困境的藏人提供幫助之外，西方具有利他精神的各志願組織開始給予人道支援。

在西方各國政府尚未重視流亡藏人的困境之時，西方民間組織已經紛紛展開人道救助。達賴喇嘛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最先伸出援手的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這位猶太人提出建立兒童村的計畫。其次是瑞士紅十字會的魯提，此人以無比的熱情，任勞任怨地為流亡藏人服務，使大部份難民享受到基本的醫療照顧。當時，有二百個藏族孤兒被瑞士人家庭所收養，還有上千的成年難民開始向西方國家移民。

從政治和法律上最先支持西藏的，是非政府組織“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又稱自由法學家同盟）。該委員會在達賴喇嘛定居印度後，立即組織了法律調查小組，根據流亡藏人提供的證據，發表調查報告指出：中共觸犯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十六項條款，在西藏進行了種族滅絕的罪行。1989年3月，西方第一位以政府官員身份會晤達賴喇嘛的，是法國人道行動國務秘書法國人貝納-顧西內，此人曾創建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民間組織“無國界醫生”。

由此可見，西方人之所以同情支持西藏，源于他們悠久的人道主義傳統，維護正義、幫助弱小和捍衛人權的原則。這個活動後來蔚為大觀，在全世界產生了幾百個支援西藏的民間組織。達賴喇嘛曾經感動地說：“獲得工業先進國家的人民免費提供我們支援的經驗，更堅定了我對宇宙責任的基本信念。……許多人瞭解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大家應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類共同的進步才有可能實現。”

◎ 東西方文化互補和宗教交流
除了對他人苦難的同情、人道精神和正義感之外，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還與文化、宗教和環境等各方面因素有關。上個世紀的兩次大戰給西方人留下了創傷，在科技物質發展的同時，他們在對戰爭進行反思，尋找新的精神資源。

藏傳佛教中的和平主義在此時受到西方人的重視。佛陀生於樹下和樹下成覺的故事，開啟了佛家的普世之愛。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理念，基於對有情眾生的關愛，以及對一切生命的尊重。西方基督教人文主義和世俗人文主義都尋求與東方文化對話，流亡中的達賴喇嘛和西方宗教界和世俗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流。

由於西方人自身的戰爭經驗，他們反對他人對弱勢民族的佔領，因此很同情為自由而奮鬥的西藏人。例如，曾被納粹佔領過的荷蘭人說：“我們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和蔓延，我們應對此進行干涉。”很多荷蘭人因此為“國際支援西藏活動組織”捐款。達賴喇嘛的法律顧問范普拉赫就是荷蘭人，他從12歲起便幫助西藏受難者，成年後著有《西藏的地位》一書。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流亡美國的波蘭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於1995 年致信首屆藏人作家大會：“請接受我這簡潔的同情的話語。我長期生活在流亡中，因而理解你們的問題和希望。你們在全世界許多國家都擁有朋友，請相信：你們在孤獨和隔離中所寫的作品，有一天終將被人們以感激的心情來認識和記憶。”

美國著名詩人金斯堡是反越戰一代的領袖，他後來轉向東方文明踏上精神之旅，於1962年印度朝聖拜見了流亡中的達賴喇嘛。金斯堡覺得自己就是一個西藏人，他大聲疾呼說：“聯合國，你應當搬到喜馬拉雅山來！明年夏天的聯合國會議，應當討論西藏問題！紅色中國要派穿褲子的代表來！達賴喇嘛也要派披袈裟的代表來！”

西方的詩人和作家超越民族國家關心西藏，藝術家和演員從藏傳佛教中尋找心靈的滋養。西方還有大批猶太知識份子皈依佛教，被稱為“猶佛”。今天美國大學宗教系的佛學教授，不少是猶太人，他們支持西藏是因為有同命運之感。

藏傳佛教對西方科學的影響也不可估量。例如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就吸收了藏傳佛教的教義，創造了他的“治療靈魂”的心理學理論。西方物理學家還從藏傳佛教吸取哲學方法，藏傳佛教的自然科學部份也被西方人所認識。因此，這個東方宗教能夠在科技現代化的西方遍地開花。

不僅是信仰藏傳佛教的西方信徒要捍衛佛法，那些從西藏文化中受益的西方人同情西藏，還有西方的環境保護人士也相信，只有西藏人能夠自己管理自己，那片高原的自然環境才會得到有效的保護。此外，自由社會對專制主義的反感，也使西方人很自然地站在西藏一邊。

◎ 充滿正義人道精神的民間運動
由此可見，把西方人支持西藏的原因，僅僅歸結於“香格里拉情結”，是何等的淺薄和無知。我們不否認西方社會對西藏存在著某種“誤讀”，但更要承認，西方人對西藏文明的研究比中國人更嚴謹、更深入全面。我們也不排除某些西方人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而支持西藏，但就整個國際支持西藏運動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正義性和人道精神的民間群眾運動。

由於中國文化有陰暗的一面，例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很多中國人不相信西方人會有這麼正直高尚，因此，中共官方都把西方民間的個人行為，放在國際政治的大框架裏，視為“反華陰謀”，做出歪曲性的解讀，很容易蒙蔽一般中國人。多年來筆者參加國際支持西藏運動，因此深知，對西藏人的同情在西方已深入人心。從這一點看，中國共產黨政府繼續壓迫西藏人，就是把自己放在和整個西方民間社會作對的位置上。(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