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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1日 星期日

(轉貼)五四運動與台灣

馬英九又造假,又在虛構歷史脈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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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台灣

上個星期日是五月四號,因此,我們也來談談五四運動吧。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重要的學生運動;然參加者不僅只有學生,運動發生之時,各種階級的一般市民也廣泛的參與。五四運動並不是一個單純由喪權辱國的導火線索引爆的孤立事件,它實際上交錯在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等當時中國澎湃的社會運動脈絡之中。

我們把眼光拉遠到1919年的中國去看當時的五四運動,同時也把眼光收回到台灣自身上來。有心人常將台灣與五四運動進行連結,比如以五月四號做為青年節,倡導五四精神,甚至推行新五四運動(南方朔等人)。

將台灣(社會)與發生在1919年中國的五四運動連結在一起的基礎是什麼呢?

**如何連結台灣與五四運動?

2006年五四運動八十七週年紀念日之時,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表示:「五四運動對台灣影響很大,當時台灣文化協會出版台灣民報,把新文學運動介紹進來。」似乎,台灣與五四運動之所以可以被連結,在於五四運動影響台灣甚巨。然而,這樣的論述能符合我們對台灣歷史的觀察嗎?

首先,重複一次我過往所說過的;當我們在詮釋歷史,建構史觀的過程當中,「脈絡」是非常重要的。去「脈絡」化的論述(只有結論而搞不清楚來龍去脈的論述),會造成「竹竿 tau3 菜刀」(菜刀綁在竹竿上充當武器,不倫不類)的搞笑效果。我們在這邊試圖要回答的問題是,五四運動究竟與台灣有什麼樣的關係?因此,我們必須回到1919年附近的歷史脈絡去追尋答案。

依馬英九先生所言,「 當時台灣文化協會出版台灣民報,把新文學運動介紹進來。」似是告訴我們台灣文化協會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而特別出版台灣民報來介紹新文學運動。然而事實上,台灣民報並非為新文學運動服務。 1923年4月15日,台灣民報在日本東京創刊;其前身為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創辦的台灣青年雜誌。台灣民報之所以出現,實因為當時旅日的台灣社運人士認為一份屬於台灣的言論機關報是必需的,而台灣青年的發行量有限,是以將之改組重新發刊為台灣民報。

台灣民報是一份台灣人的喉舌報,其大力鼓吹各種台灣人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並且討論當時的台、中、日政治時事;因為台灣民報強烈的台人意識,台灣總督府對它非常忌憚,而迫使其在1923年至1927年這段期間只能在日本發行,1927年八月之後,台灣民報才得以用增加日文版的方式在台灣發行(在這之前,台灣民報只有漢文的版面)。

總括來說,台灣民報的創立並非因五四運動的影響,台灣民報的宗旨也不在於介紹新文學運動。

另一方面來說,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在1915年由當時北京大學的教授陳獨秀所發軔。這場新文學運動,累積了四年的能量之後,在1919年藉由五四運動所燃起的火花,燃遍整個中國。在當年,中國出版了四百種白話報紙,還有大量的文藝雜誌,和青年組成的文學社團。然而五四運動的根本精神並不在於為文學而運動,而是「愛國」和「自救」。

這裡,需要分成兩點來說明。一是五四運動的愛國和自救精神,如何影響台灣?二是藉著五四運動全面引爆的新文學運動,又是如何影響台灣?

**不同的歷史脈絡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需了解,台灣和當時的中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中。大清帝國統治中國大陸的時間是1644年至1911年(清順治元年至宣統三年),1912年之後則是中華民國紛紛擾擾的短暫統治。而台灣呢?在1684年之前並不屬於清帝國的統治範圍,而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之後,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因此,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之時,中國大陸屬於中華民國所擁有;而台灣(澎湖)則已受日本統治二十餘年。

五四運動爆發的遠因是清帝國中期以後的長年積弱不振,使得當時中國的有志青年不斷的圖救國之道;近因則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在和會上被認為表現懦弱,遂造成中國國內群情激憤,圖思愛國和自救之道。

然而,這些五四運動的遠因和近因在當時的台灣是不存在的。至1919年,台灣居民武裝反抗日本殖民最激烈的時期已經遠去(1906年之後台灣武裝抗日的局勢大抵被平定),日本在台政權穩固。1915年的焦吧年事件之後,台灣人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由武鬥轉變為文爭;1919年至1920年間的台灣社運事件主要為林獻堂等人所主導的撤廢六三法運動。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是戰勝國之一。台灣不再因為戰爭而被出賣;且對台灣人而言,由於台灣人既不需要當軍伕更不可能參加戰爭,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台灣的影響極小。

從這樣的歷史脈絡看來,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既無國家長期積弱不振的悲憤感,也無因外交挫折導致的恥辱感,五四運動的「愛國」和「自救」精神如何能引起台灣人共鳴呢?對當時台灣的知識階層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下,如何爭取社會的平等和公義,以及如何保有台灣人異於日本人的獨特性;總結來說,台灣人與殖民政府之間的對抗,才是當時社會運動的主要議題。

**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不同於五四運動本身,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風潮則對台灣的文學界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新文學運動是一場反對中國舊文學(古代的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提倡新文學的運動。他們所提倡的新文學是怎樣的呢?胡適主張八事和八不,亦即:

八事
1.須言之有物
2.不摹仿古人
3.須講求文法
4.不作無病之呻吟
5.務去濫調套語
6.不用典
7.不講對仗
8.不避俗字俗語

八不
1.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2.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3.不做不合法的文字
4.不做無病之呻吟
5.不用爛調套語
6.不用典
7.不講對仗
8.不避俗字俗語

整體來說,胡適所提倡的新文學即是白話文學,且要求文章必須符合科學和邏輯(須講求文法)。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中則更明白的指出,新文學要:1.推倒雕鑿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隨著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提倡,白話文學的創作大量的產生,並且被廣泛的被接受。新文學的興起,亦標示著古文、舊文學的衰亡(鮮少有人再以文言文創作,而是將它束之學術殿堂的高閣了)。這股新文學的風潮吹到台灣來,終於也在台灣掀起了新舊文學論戰的年代。然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內涵卻又有迥異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之處。

台灣的舊文學(漢語古典文學)的痕跡,最早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中(東寧王國時期)(施叔「台灣文學大事紀」)。而在乙未割台之後,台灣文人為了譴懷和昭示自己與故國的聯繫,台灣舊文學的地位更被凸顯與提升;這是造成日治時期台灣文社和詩社大量成立的原因之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濫觴當始於1920年陳炘發表在台灣青年雜誌的「文學與職務」一文。該篇文章中指出,台灣新文學應作到言文一致並且要有自覺。該篇文章中新文學理論的陳述,雖然以中國的文學革命為基礎;但是並未引介當時中國尉為風潮的白話文學。一直到1924年,當時留學中國北京的張我軍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在台灣民報上,方才將白話文學引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

張我軍將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介紹到台灣來,並且發表許多文章大力批評台灣舊文學。 舊文學在台灣的失敗,張我軍這樣批評:

「…他們為做詩易於得名,又不費氣力,時又有總督大人的賜茶、請做詩,時又有詩社來請吃酒做詩。既能印名於報上,又時或有賞贈之品,於是不顧死活,只管鬧做詩…〈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張我軍詩文集》。
…然而他們為什麼要開擊缽吟會呢?總括說一句:也有想得賞品的,也有想顯其技巧的,也有想學做詩(技巧的詩)的,也有想結識勢力家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兼結識勢力家的。〈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張我軍詩文集》」

張我軍點出了台灣舊文學的墮落:詩人文人藉著文學附庸風雅,自我標榜,甚而接受殖民政府的懷柔籠絡,因此他「痛感著台灣的文學之道已污穢不堪走了!已有從根本上掃除刷清的必要了!〈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因此,張我軍引介中國的白話文新文學,乃是針對墮落的台灣文學界所進行的運動。同時,這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更與台灣新文化運動結合:用易於理解的白話文取代詰屈聱牙的文言文,做為文化與知識的傳播媒介,試圖啟迪台灣大眾的心靈;最終目標在於爭取政治上的自由,脫離異族的統治。

從這些歷史的脈絡來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非只是單純的文學改造運動而已。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架構在對殖民者的反抗(武裝反抗失敗轉為文化反抗),以及殖民地人民自我認同追尋的歷史脈絡之中。

**張我軍與賴和

將白話文引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大力鼓吹的人是張我軍,然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上真正戮力耕耘的人卻是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

1926年台灣民報成立文藝欄,賴和擔任主編。當時賴和已在彰化成立診所看診,然而他依舊戮力於文藝欄的編輯(早上看診,晚上至深夜編輯,這般操勞,敢也是賴和早逝的原因?);賴和對於這份工作相當用心且投入,因此在1926年之後,使得台灣民報和其後的台灣新民報皆成為台灣新文學的中心。除此之外,賴和對於後進的提攜也是盡心盡力;比如日治時期晚期的作家楊貴便回憶道,賴和為他第一次寫的白話文劃上密密麻麻的紅線修改,並加註評語,而小說〈送報伕〉也是透過賴和之手刊登;楊貴更透過賴和的提攜領晤文學也是社會運動的重要途徑;他的筆名「楊逵」更是賴和幫他取的。

雖然張我軍與賴和皆投身於台灣新文學運動之中,但兩人是非常不同的;特別是面對殖民者之下對於自我認同的追尋。張我軍認為:「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則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在這樣的論述下乃是以中國為宗;張我軍並且還認為:「…我們的話(指台語)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語,… 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所以 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台灣言語的使命。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話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台灣的土語。… 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合致的……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 《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是故張我軍主張完全以中國的白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

張我軍的中國認同,與他的個人生活經驗有關。張我軍十八歲時(1920年)隨前清秀才學習漢學,1921年即至中國廈門謀職,而在1924年又至中國北京求學。1925年短暫回台之後,1926年又再度赴北京求學,此後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返回台灣。因此他的中國認同,可以說是原起於對殖民政府的抗議:遠離被殖民的台灣,投向中國的懷抱。

賴和,出生在甲午年,隔年台灣即割讓與日本。他從小接受私塾教育,舊文學根柢深厚,並且也在青年期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受新思潮的啟蒙;1918年,賴和赴廈門行醫,旅居廈門期間,亦受到五四運動、新文學運動的衝擊。然而他在1919年即返回台灣,並在彰化開設賴和醫院行醫。同樣受過舊式漢學教育,同樣去過中國廈門,然而賴和在文學創作中卻並沒有堅持使用中國的白話文。他的文學創作中,雖然也使用了部份中國的白話文,但同時也使用了台語;特別是在小說中,人物的對白裡,台語自然而然的寫在其中。賴和這樣的白話文創作,正是符合了「我手寫我口」(黃尊憲語)的原則。

實實在在的行醫接觸人群,社會運動的直接參與,以台語嘗試文學創作,對殖民者的反抗,在這些的過程中,賴和最終選擇了台灣認同。(賴和有詩一首: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結語

五四運動與台灣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經過以上落落長的分析之後,我想做個小結。

五四運動與台灣並無直接關係。因為五四運動發生在中國而非台灣,並且促成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也不存在台灣社會中。當時的台灣人對五四運動的認知,恐怕跟現在的我們對美國總統大選的理解是一樣的;都是透過新聞報紙來作第二手了解。

五四運動對台灣並無明顯影響。如上所言,促成五四運動爆發的遠因近因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均無法成立,是故五四運動所追求的愛國與自救精神,在台灣社會無法引發共鳴,其影響自然不彰。

透過五四運動傳播開來的新文學運動,促使台灣文人也開始嘗試使用白話文來進行文學創作。然而台灣新文學運動是離不開台灣文化的啟蒙運動的,對殖民者的宣戰與反抗,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異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內涵。並且,由於「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運動真正落實到文學創作中,台語文的書寫也發軔於其中(然則,台語羅馬文的書寫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台灣新文學運動更進一步經由母語的書寫,自身文化的再詮釋,催化了台灣認同。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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